那病不是一开始就有的。
头半年，柳依做得很好。
每周一早晨送走柳寅，她可以在铁艺大门外站三分钟，然后转身，上车，平静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水。
到后来她会在送柳寅上车的时候笑着挥手，会关上门以后平静地走回客厅，会在面对Elliot询问的目光时轻松地说一句“我没事”。
她学会在周三早晨开始倒数，学会把日程簿上的空格一个一个填满。
到第六个月的时候，她甚至以为自己已经痊愈了。
她错了。
十一月。纽约的十一月是一种阴沉沉的灰，天空低得像是要压到头顶，中央公园的树掉光了叶子，大片大片的枝杈伸向天空，像倒插的根系。
柳依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刚挂掉柳寅的电话。
电话内容十分平常——我钢琴课要迟到了，妈妈再见。
就这样。
柳依把手机放在膝盖上，看着窗外的中央公园出神。公园里的树已经开始秃了，大片大片的褐色枝杈伸向天空，像倒插在地上的根系。她看着那些树，心里什么都没有想。
然后它来了。
心跳。先是心跳。是一种从胸腔深处猛蹿上来的、毫无道理的狂跳，像一只被囚禁的鸟发了疯地撞着肋骨。
然后是手——手指发凉，指尖发麻，手机从膝头滑落，闷声跌在地毯上。
然后是呼吸——空气忽然不够了，她张开嘴，却觉得吸不进任何东西。
客厅里的家具——那张深灰的丝绒沙发，那只黄铜镶边的茶几，那面镀金框的镜子——它们都还在原处，但她觉得它们正在逼近，天花板在降低，墙壁在合拢。
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
她只知道一个念头，清晰，荒谬，无懈可击：她再也见不到柳寅了。
没有根据，没有道理。柳寅只是在宿舍里好好待着，学校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。
但她的大脑不理会这些。她的大脑像一盒被打翻的幻灯片，哗啦啦地播着各种画面——柳寅在校门口被陌生人带走，柳寅在宿舍里突发急病无人知晓，柳寅摔倒了，磕破了，血流了一地。每一个画面都栩栩如生，细节精准到血的颜色、地面的纹理、柳寅哭喊的口型。
她闭上眼睛试图驱散它们，但它们反而更清晰了，像是被关掉灯之后显影的照片。
Mrs.Patterson发现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地上坐了很久。
地毯上有一小摊水渍，是她打翻了茶几上的玻璃杯，她自己不知道。
Mrs.Patterson的表情从平静变成惊愕，再从惊愕变成严肃。她蹲下来，一只手按在柳依的肩上，另一只手已经在拨电话了。
“Mrs.Hargreaves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请您跟着我呼吸——吸气，呼气，吸气——”
柳依抓住她的手臂，指甲陷进那件体面的驼色开衫里，用一种连自己都陌生的声音说话。
“柳寅”她说。声音沙哑，像砂纸擦过玻璃，“柳寅呢，你在哪里，妈妈找不到你了。”
Elliot赶回来的时候，柳依已经被扶到了沙发上。
她不再发抖了，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，靠在一堆靠垫之间，脸色白得跟身后的墙面没有分别。
Elliot站在客厅中央，西装上还带着外面十一月冷风的气息。他看了她一眼，然后转向Mrs.Patterson。
“多久了。”
“我不确定，先生。我发现夫人的时候她坐在地上，大约二十分钟前。”
“叫医生了吗？”
“Bet医生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Elliot点点头。他走到沙发前坐下，没有碰她。
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那种平静底下有一层极薄的、几不可见的茫然。这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男人，第一次遇到了他不能掌控的东西。
“依，”他说，“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”
柳依张了张嘴。“打了电话。她很好。她去上钢琴课。然后——我不知道。”她停下来，咽了一下，“心跳，很快，我吸不上气。”
Bet医生来了。测了血压，听了心率，问了几句话。然后收起听诊器，转过身对Elliot小声说了什么。柳依只听到几个词——“惊恐发作”、“可能不止一次”、“心理医生”。她把头转向窗外，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树。
Elliot照旧用他的方式处理一切。
当天晚上，曼哈顿最好的心理医生坐在了他们的客厅里。第二天，诊断书出来了——分离焦虑障碍，诱因明确，程度中等偏重。
第三天，WhitmoreAcademy收到了一份通知。
柳依没有参与这个过程。她整个人像是被那场惊恐发作抽干了，只剩一具壳子躺在沙发上，按时吃药，按时作息，按时做呼吸训练。唯一她主动要求的事，是她每天都要和柳寅通电话。这件事她一天也没有忘记，哪怕当天她惊恐发作。
Elliot也试过。
医生建议多陪伴，他便取消了两次商务晚宴，提前一小时回家，有一天甚至下午三点出现在客厅，问她要不要去中央公园散步。他牵着她的手沿水库走了一圈，指给她看湖面上的野鸭，说春天这里会有很多候鸟。
她全程点头，微笑，应答。眼睛里空得像是两颗没有嵌进眼眶的玻璃珠。
“依。告诉我你现在有什么感觉。”
“很好，这里很好。”
她撒谎。Elliot看得出。但他没有办法。他可以买下整栋大厦，可以重组一家市值数十亿的公司，可以把她的生活安排得滴水不漏，但他没办法把她大脑里那些枝枝蔓蔓的恐惧连根拔掉。
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，金钱摆不平一切。
这个认知让他不习惯。让他在某些夜晚独自坐在书房里，对着熄了的屏幕沉默良久。
三个月。
惊恐发作没有停。即使心理咨询每周两次，即使药物剂量调了两次，即使她每天都能和柳寅通电话——她还是会在某些毫无防备的时刻忽然崩溃。
一次在花艺课上，她正修剪一支白玫瑰的刺，手指忽然发抖，剪子掉在地上，她蹲下去捡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一次在深夜，Elliot被她的哭声惊醒，发现她坐在床上，双手捂着耳朵，嘴里一遍一遍念着柳寅的名字。
一次在周日傍晚，柳寅被送走之后的第四十分钟，她坐在柳寅的房间里，把女儿画的一张话贴在脸上，一动不动坐了两个小时。
Elliot把所有下人都打发了出去，关上门，在她面前蹲下来。他把那张纸从她手里拿开，用自己的双手捧起她的脸，逼她看他的眼睛。
“依。看着我。”
她的目光终于聚了焦。
“你不能这样下去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的声音小得像蚊子。
“寅寅每周末都回来，你每天都能和她通电话，她很好，她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她很安全，她在接受最好的教育，你要接受她迟早有一天会长大，像现在一样离开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