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个月社区登记独居老人，我见过您的资料。“
老杨的拐杖顿了顿，疤下的眼皮跳了跳：“少套近乎。”
“我爹当年也在这儿写过第一份遗嘱。”立言指尖轻轻划过纸条上晕开的墨，“1998年，给302的张奶奶。
她儿子要卖祖屋，她怕死后连块棺材板都留不下。
我爹写了三版，最后用铅笔写在烟盒背面——说这样儿子烧起来心疼。“
老杨的拐杖尖在地上划出半道弧，没接话。
立言抬头，看见他喉结动了动，眼角的皱纹里还凝着晨露：“后来他们烧了原件，但没烧掉我想做的事。”
老杨没再搭腔，拐杖敲着青石板“哒哒”往巷口走，背影被晨雾揉得模糊。
立言望着他的方向，听见自己心跳声混着远处早班车的轰鸣——前五天他等来的只有风，吹得伞布哗哗响，吹得纸条上的墨痕越来越淡。
第六天清晨，雾比往日重。
立言把保温杯焐在手里，呵出的白气在镜片上结了层雾。
他正用纸巾擦眼镜，忽听不远处传来争执：“王哥，我都等三趟了！
孩子发烧要吃药，您不能说没现金就——“
女声带着哭腔，立言抬头，看见个穿褪色蓝布衫的女人抱着孩子，工头模样的男人正往她手里塞张皱巴巴的纸片：“欠条我写了，月底肯定结。”
“可您前两次也这么说！”女人急得跺脚，怀里的孩子抽抽搭搭哭起来，“上个月说十五，这个月说初一，现在又说月底......”
工头扯了扯安全帽，转身要走。
女人咬着嘴唇，抱着孩子的手紧了紧，忽然抬头看向立言的折叠桌。
她犹豫了片刻，又低头哄孩子：“囡囡乖，妈妈再想想办法......”
“阿芳姐？”立言摘下眼镜，用袖口擦了擦，“您是在建材市场做零工的？
上周二帮李婶送菜时见过您。“
女人脚步顿住，抬头时眼睛亮了亮，又迅速暗下去：“我......我不写遗嘱，能帮我写个欠条吗？
我要不起，但得给孩子留个说法。“
立言没接她递来的纸笔，反而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：“您先说一遍经过，我帮您整理成证据链。
上个月十五号开始，每天几点到几点上工？
有没有打卡记录？
工头每次拖延时有没有聊天记录？“
阿芳愣住，怀里的孩子也不哭了，睁着湿漉漉的眼睛看他。
她摸出皱巴巴的手机，翻出聊天记录：“有......有语音，他说‘放心阿芳，钱跑不了’......”
两小时后，立言带着阿芳直奔区劳动监察大队。
他举着手机录音，调出阿芳的考勤照片——那是她每天用旧手机拍的工牌，背景里建材堆成山，日期清晰得能看见灰尘。
监察员敲了敲键盘：“系统里确实有这家公司的欠薪记录，加上这些证据......”
三小时后，八千七百元转到阿芳手机时，她抱着孩子蹲在大队门口哭，眼泪把孩子的围嘴都打湿了：“我以为......我以为律师只帮有钱人......”
消息像长了翅膀。
第七日清晨，立言的折叠桌前排起了队。
有穿汗衫的大爷攥着泛黄的房产证要分家协议，有系围裙的妇女红着眼要离婚诉状，还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拽着奶奶的衣角：“奶奶要写遗嘱，说把金镯子留给我。”
立言把每个人的需求记在笔记本上，用最朴素的话解释流程：“大伯，分家协议要写清楚宅基地归属，您得把三个儿子都叫过来按手印；阿姨，离婚诉状要提共同财产，您家那辆三轮摩的算吗？”他抬头对小姑娘笑，“小妹妹，金镯子要写清楚是‘孙女小芳’，别写小名，不然公证处不认。”
手机在桌角震动，是周涛发来的消息：“模板系统做好了，涵盖遗嘱、欠条、分家协议，你现场口述关键词，我远程生成。”立言快速回复“收到”，转头对排队的人说：“从下一位开始，咱们能当场打印、即时签字！”
队伍里响起零星的掌声。
老杨站在巷口的梧桐树后，拐杖尖抵着树根，看那个穿白衬衫的律师蹲下来，给拄拐的独居老太念监护权确认书：“......若本人失能，由社区网格员张姐作为监护人......”
老太的手在抖，按红指印时把印泥蹭到了手腕上：“我就一个闺女，在外地......这纸比亲闺女还实在。”
老杨的喉结动了动，转身要走，却听见立言喊：“杨叔！
您站那儿大半天了，要不要帮您看看房本？
1998年的拆迁协议，我这儿有当年的档案复印件——“
老杨的拐杖“当”地磕在石板上。
他没回头，却放慢了脚步，灰布裤脚扫过立言脚边的帆布包——露出半本旧笔记的边角，封皮上“立建国”三个字被磨得发毛，正是当年那个在城中村写遗嘱的年轻律师。
夜色漫进城中村时，立言收拾折叠桌，伞面上的露水滴滴答答落进帆布包。
他数了数今天收的材料：二十一份遗嘱，七张欠条，三份分家协议，还有独居老太的监护权确认书。
手机屏亮起，是陆宇发来的消息：“煮了粥，等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