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因为没有人，敢用这个机构。”张振国替林满江，说完了他要继续的话。
“地方怕它变成央企的『钦差大臣』，央企怕它变成地方的『二衙门』。
两边都在等——等第一起案子，等第一个倒霉的人。”
“现在有了。”林满江，给出肯定的答覆。
张振国看著他，目光复杂。
“你想让总局，办你的案子？”
“不是『办我』。是用我来『立规矩』。”
林满江纠正道，同时往前倾了倾身。
这个动作牵动了右腿，却强自面不改色。
“地方一直抱怨『看得见管不著』，央企一直强调『垂直管理不能破』。
总局卡在中间，叫『双重领导』，其实是两头都不落好。
而且事实上，国资委输了。这双重领导权的比重，地方远远高於国资委。
但如果总局办理的第一起重大案件，当事人是副部级央企负责人。
调查过程不受任何地方干扰、也不受任何企业掣肘，调查结论公开透明、处理结果一刀见血……”
林满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略微停顿了一下，继续道。
“那么，从第二起案子开始，就再也不会有人质疑。
这个局到底有没有权力、有没有能力、有没有决心。”
张振国沉默地听著，对林满江的狠，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。
“你这是一命换一局。”
“不值钱的一条命，换一个能运转几十年的制度。很划算！”
林满江此刻的话语，充满了理想色彩，似乎是刚出社会的青年。
窗外，上午十点的阳光穿过玻璃，落在他霜白的发顶。
张振国看著那片光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“中组部那边，周秉义什么態度？”
“他不需要事先知道，这是国资委的事。”
这句话的潜台词，张振国听懂了。
如果林满江的“主动担责”，是由国资委“发现”並“支持”的，那么国资委在这场延续一年的央地博弈中，就从“被迫让步者”变成了“主动改革者”。
这不是面子问题。
这是国资委未来五年、十年，与地方打交道的话语权问题。
张振国走回沙发边坐下，看著林满江，言简意賅。
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林满江早有准备，也不纠结，直接答道。
“三件事。
第一，请国资委党组明確表態：支持总局依法独立调查京州能源案，不干预、不设限、不事后追责调查人员。
第二，请国资委向中组部、中央编办正式行文，建议將总局『地方提名任免、总局审核备案』的现行机制，升级为『总局提名任免、地方备案』。
第三……”
林满江停顿了一下，缓缓说出了一个私人请求。
“请在我递交书面说明之后，不再就此事约谈齐本安、石红杏及其他京州中福现班子成员。”
张振国看著林满江，“这是交换？”
“这是遗愿。”林满江的回答，简短而果决。
遗愿，这个词比任何辩解都重。
张振国没有立刻答覆，端起已经凉透的茶，喝了一口。
“齐本安，是你师弟？”
“是。”
“你信他不会出事？”
“我信。因为他比我乾净，比我纯粹。”林满江对齐本安充满信心。
张振国放下茶杯，斟酌了一下。
“第一件事，我现在就可以答覆你。
总局独立调查京州能源案，国资委不干预。我会在明天的党组会上正式提出，走程序。
第二件事，需要中组部点头，我爭取，但不能保证。
第三件事……”
张振国顿住了，看著林满江。
“我只能答应你，组织不会因为一个人有罪，就株连他的师弟师妹。
这不是我能承诺的，这是党的纪律。”
林满江满意地点头，“那就够了。”
扶著沙发扶手，林满江缓缓站起来。
右腿承力的那一刻，林满江的眉峰几不可察地跳了一下。
张振国看见了，没有起身去扶。他知道这个人不需要被扶。
“满江同志……”
在林满江走到门口时，张振国却忽然开口。
林满江停步，没有回头。
“你刚才说，这笔交易很划算。”
“是。”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付出了命，国资委拿到了改革资態，总局立住了权威。
你得到了什么？”
林满江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。
对著这间会议室，对著窗外那片他奋斗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国家，对著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“得到一个句號。
从我这里开始的事，到我这里结束。”
轻轻带上门，林满江从容地离开了。
张振国独自在会议室，坐了很长时间。
拿起茶几上那个牛皮纸信封，他没有拆开，就这么握著。
信封很薄，薄得似乎里面装的不是一份沉甸甸的诊断书，而是一页被反覆摺叠、终於展平的人生。
他想起几个月前，那场与周秉义的博弈。
国资委输了人事任免权，换来了“审核备案否决”的安全绳。
那时他以为，这场角力最大的成本，是国资委的面子。
此刻他才知道，真正的成本是一个人的命。
当然也不是此刻才知道，只是此刻才愿意承认。
国资委那时的让步，还不足以给这场博弈画上圆满的句號。
窗外，燕京的夏阳依然明净，照著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公务车、私家车、计程车。
没有人知道，在这座城市的某一扇窗內，一个即將消失的人，刚刚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场谈判。
筹码是他自己。標的是一项，可能比他活得更久的制度。
张振国把信封放进口袋，起身走出会议室。
走廊尽头，电梯门已经合上。
林满江已经將给这件事画上句號的钥匙与代价，交给了国资委。
国资委该用这个代价，去完成它的使命，展示出它的威力，以及国资委的威严与决心。
新的关於结束事件的代价博弈，又要登上部委角逐的棋盘。